第三方支付技术

关于第三方支付行业, 两会放出了哪些信号?

2019年03月06日 热度:51 ℃

近日全国工商联,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中国银联葛华勇等全国人大代表对支付相关问题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相关提案。

全国工商联提案:降低银行快捷支付费率,促进消费增长

3月4日,记者从全国工商联获悉,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支付专项整治落实措施,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建议》的团体提案(以下简称《提案》)。

《提案》指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业务迅速兴起,对促进消费,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不同支付服务主体因利益驱动引发无序竞争、不公平竞争的情形时有发生。“根据国务院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对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有效优化了市场环境。”不过,《提案》认为,结合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部分互联网支付领域的监管措施带来的附加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提案》认为,附加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支付手续费后端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及消费者的负担;

二是支付机构备付金在央行集中存管对社会资金成本及流动性造成潜在影响;三是“电商二清”界定不清,影响了电子商务行业正常发展。

《提案》认为,应该同时考虑进一步整体下调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减轻商户负担,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有效促进消费增长。

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还建议,明确界定支付业务“二清”范围,保障电子商务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电商平台资金归集存在的本质是为了满足提高业务结算效率的必要性,与支付‘二清’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所面临的资金运用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信息安全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监管从而得到解决。”《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明确电商平台信息发送、资金归集等业务的标准,同时可以要求电商平台提供有效担保、保险,建立电商平台白名单,通过技术手段对电商平台进行资金监管,将电商平台的正常业务与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区分,保障电商商务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推进《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立法

上证报记者3月4日获悉,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今年两会带来了《关于制定的建议》。

他建议,一是加快推进《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立法,提升法规层级。高层级法规的缺失导致支付监管工作难以形成高压态势和有效威慑,进而严重影响整体监管效能。因此建议加快推进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为金融监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是强化监管要求,提高监管效能。细化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条款,明确将处罚金额与违规行为的具体数量和性质进行关联,与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进行关联,加大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违规机构为违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提高支付机构的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要按照穿透式监管原则,研究确定支付机构监管新思路、新方法,建立健全事前审批、事中把控、事后检查的监管机制,对支付机构公司管理、业务经营、关联交易等实施全方位监管;建立健全准入退出机制,提高准入门槛,强化退出要求,奠定“有进有出”的法律基础,将未实质开展业务,未经许可转让、出租、出借《支付业务许可证》等违规情形纳入退出范围,依法吊销《支付业务许可证》。

三是加强沟通协调,构建监管协调机制。建议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监管协调机制,对于需要跨部门跨地区协调和联动的事项,明确和细化各部门、各地区职责分工,采取有效的监管手段,如建立跨部门共享的互联网风险整治黑名单制度和跨部门、跨地区的线索、案件移送督办制度等,构建监管合力,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应尽快制定“支付机构条例”

2010年6月人民银行发布实施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200多家支付机构获准进入支付服务市场,激发了市场活力。支付机构积极开展技术、产品及业务模式创新,支付业务量呈几何增长。“支付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监管边界模糊、无证经营支付业务、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当前,人民银行先后制定出台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办法,基本形成了以《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为基础,以备付金监管为核心,以银行卡收单、网络支付、预付卡等业务监管为支柱,以支付机构分类评级为补充手段的监管制度框架。

但从法律效力来看,上述规章制度法律位阶较低,规范力度有限;从监管范围看,部分支付行业创新业务、无证从事支付业务等未纳入监管;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监管措施尚不完善。

“有必要制定‘支付机构条例’。”周振海说。他表示,制定“支付机构条例”既是治理行业违规的需要,也是填补监管空白的需要,还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需要。

对此,周振海认为,需要通过制定“支付机构条例”,明确以下内容。

提升法律层级,加大处罚力度。建议加快立法,出台“支付机构条例”,提高支付机构监管制度的法律层级,提升支付机构监管的法律效力,增强支付机构监管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同时,加大对支付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使违法成本与违法所得相匹配;建立违规风险事件的责任人追究、高管处罚、违规人员行业禁入等处罚措施,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建立全口径的监管框架。“支付机构条例”应增加功能监管的规定,实现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对经济金融活动中支付机构和支付业务实现监管的全覆盖。一是建立具有前瞻性、扩展性、适应性良好的支付功能分类标准,能够将支付行业创新业务纳入监管框架。二是针对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行为,建立人民银行、工商、公安等部门的联合治理机制,明确联合执法程序、认定标准、处罚处置措施等,对于情节严重的无证经营支付业务行为应适用《刑法》。

加强支付机构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针对支付机构的外部性风险,“支付机构条例”应建立准入监管、穿透监管、持续过程监管等条款内容。一是严格市场准入管理,机构申请牌照应拥有可靠的投资主体、良好的财务状况,具备信息技术安全、内控制度健全、应急措施完备等条件,夯实支付机构稳健高效运行基础。二是建立穿透监管条款,对支付机构股权或实际控制权实施穿透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合检查机制,防范外部风险引起的支付机构系统性风险。三是明确支付机构肩负的公共服务安全责任,降低对经济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

中国银联葛华勇:推动信用卡业务独立法人化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3月4日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将向政协提交关于信用卡业务独立法人化的提案。葛华勇认为,为促进信用卡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应推进信用卡经营机制的转变,允许信用卡业务以独立法人形式成立信用卡业务经营主体。

截至2018年底,我国信用卡在用发卡量累计约6.7亿张,信用卡授信总额约15.3万亿元,分别是10年前的3.6倍和11.3倍。调研发现,国内信用支付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金融服务普惠性不足、当前信用卡发展模式制约业务发展,以及部分市场参与机构难以适应当前科技发展、消费者习惯变化和竞争环境等问题。

葛华勇说,目前,我国信用卡业务多由银行内设信用卡部门、信用卡中心开展,存在同质化竞争,业务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允许信用卡业务以独立法人形式成立信用卡业务经营主体的必要性在于:

一是有利于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促进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现阶段,我国中资商业银行多为跨区域发展、经营多领域金融业务“大而全”的综合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仅在设立分支行的地区开展。尽管各银行规模不同,但信用卡的客户基础、业务机构、产品组合、服务内容等方面相似度较高,存在同质化过度竞争的问题。

信用卡公司“小而专”的创新发展模式可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服务渠道和服务模式,延伸服务半径、降低服务成本;以灵活的决策机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差异化服务。

二是有利于建设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商业银行差异化经营的新模式。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经营模式,主要为内设部门经营(信用卡部)、信用卡中心专营(分行级专营机构、独立事业部)等,但总体上并未完全独立。以信用卡授信资金来源为例,目前仍按照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价格从母银行拆借,融资渠道单一且信贷规模受母银行贷款规模限制,制约了信用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与母银行之间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防火墙。

独立法人化的信用卡公司作为专业化的市场机构,是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的有效补充,可与现有大中小商业银行分层布局、适度竞争、协同发展,构建多层次、有差异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从信用卡授信资金看,信用卡公司可以市场化形式参与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通过发债、上市等多种筹资手段拓展资本来源,与商业银行建立更加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并独立承担信用卡业务风险。

三是有利于解决目前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在业务发展中遇到的市场竞争力问题。信用卡业务是资金与技术紧密结合的产业,目前“大智云移”正带动信用卡产业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发展;同时,消费者需求日益改变,对服务内容、服务体验等的要求不断提高。此外,支付业务主体竞争逐步演化为生态系统的竞争,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支付机构,通过开放与合作,持续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生态系统。

信用卡公司作为独立的公司治理主体,可根据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制定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经营策略,市场行为更加灵活,可更有效应对市场竞争。

葛华勇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快推动信用卡业务专业化经营试点工作,分别挑选若干家符合条件且有意愿的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利用不同类型银行的不同业务特点,通过试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信用卡公司发展路径,释放信用卡经营机构体制创新潜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金融支付服务。

另外,葛华勇建议对试点信用卡公司进行严格管理,如加强对试点信用卡公司股东资质的审查,试点信用卡公司与股东要进行严格的风险隔离,试点信用卡公司应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业务开展情况等。根据试点情况,逐步建立健全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保障信用卡公司合规稳健发展。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建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记者3月4日获悉,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今年两会带来了《关于研究修订的建议》。该建议指出,扩大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明确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类别,并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社会组织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规定相应的反洗钱义务和责任。

该建议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于2007年1月1日施行以来,中国反洗钱工作全面步入法治化轨道已十年有余。在反洗钱法赋予的职责框架下,中国人民银行以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为基础,依法行政、严格履职、密切协调,逐步形成了分工明确、运转顺畅的反洗钱监管协调机制和洗钱案件查办机制。另一方面,反洗钱义务机构根据反洗钱法,切实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管理等义务,构筑预防打击洗钱及其上游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近年来反洗钱工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较反洗钱法颁布实施之初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内反洗钱工作的需要和国际反洗钱标准亦有明显调整,需要在更深、更广、更高的视野和层面做出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适时修订反洗钱法已迫在眉睫。

郭新明建议,将反洗钱法所规定的洗钱上游犯罪,从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七类犯罪扩大为所有类型的犯罪,以与我国刑法洗钱犯罪法条体系保持一致,同时也和洗钱上游犯罪扩大化的国际趋势保持一致。

同时,扩展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一是建议参照FATF标准,以开展的金融业务来界定金融机构范畴。二是扩大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明确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类别,并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社会组织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规定相应的反洗钱义务和责任。

他还建议加强部门间反洗钱分工协作。建议在现行“一个部门主管、多个部门参与和协调配合”的反洗钱监管体制基础上,细化相关部门的界定,克服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在寻求协助和合作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同时,具体明确相关部门的反洗钱职责范围,切实提高部门合作的积极性。

此外,郭新明建议,完善反洗钱调查相关规定。一是扩充调查主体,将反洗钱调查权下放至设区的地市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高洗钱线索调查和反洗钱协查的效率。二是明确调查客体,规范人民银行启动反洗钱调查的具体情形,确保不滥用调查权、不放纵洗钱线索。

他还认为,应提高行政处罚的惩戒性。一是增加反洗钱行政处罚的适用情形,将未按规定建立和执行内控制度等违法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二是提高行政处罚金额的上限和下限,扩大罚款幅度,并明确以“累加法”计算罚款,增加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违法成本,充分发挥反洗钱行政处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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